四川日报|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川渝可向先行者学什么( 三 ) 专家剖析深汕特别合作区和长三角生态绿

至于相对弱势一方的权益，可通过事前协议、通过试点地区发展带动等方式来得到体现和保障。骆玲特别提到，管理权限让渡可探索设立一个期限，例如10年至20年。在此期间相对弱势一方可通过派驻干部进入管委会等方式进行学习提升。等让渡期满，试点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相对弱势一方干部队伍得到成长后，双方再议后续合作。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17年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明确合作区由深圳、汕尾共同管理转变为深圳全面主导、汕尾积极配合。 2018年12月，合作区正式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
从“共同管理”变为“深圳全面主导” ，效果显著。 2019年是调整完成后的第一年，合作区GDP同比增长23.1%——前一年这个数字只有4% 。
“强强合作”模式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采用渐进式思路。从容易处入手，先探索合作意愿较强的领域；从高配决策层入手，提高决策效率同时避免制度性摩擦；从小范围入手，在乡镇层级设立“先行启动区” ，率先探索“需要突破既有制度障碍的事情、存在争议的事情”
如果说深汕特别合作区是“强弱合作” ，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就是区域间“强强合作”的代表。
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其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没有一方有绝对优势。
“强强”之间怎么合作？综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黄洁的介绍，示范区采用“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司”的三层次管理架构。其中理事会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机构，理事长由两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轮值，成员由两省一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等组成；执委会是开发建设管理机构，负责示范区发展规划、制度创新、改革事项、重大项目、支持政策的具体实施，工作人员由两省一市通过竞争选拔产生；发展公司暂未成立，预计将负责具体园区的市场化运营。
《方案》明确了规划管理、生态环保、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公共信用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任务。黄洁介绍，虽然示范区成立时间不长，目前已在共建基础设施（打通断头路、共建地铁等）、部分产业政策一体化、跨省探索“最多跑一次”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没有了主导方，两区一县在合作中如何才能避免议而不决？
梳理受访专家观点，有一个核心关键词——渐进。张兆安表示，在“强强合作”情况下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渐进式思路或许比一步到位更合适。
渐进，是从容易处入手。黄洁透露，上述两区一县财政和行政事务整体上还是属地管理，只有试点任务涉及的权限才会逐步让渡给示范区。 “试验到什么地方，权限就放（让渡）到什么地方。 ”张兆安表示，至于当前试验什么，一个大致原则是先探索各方都获益、合作意愿较强的领域。这有利于各方形成共识、取得突破。
渐进，是从高配决策层入手。多位专家都提到同一个细节——示范区只涉及两区一县，决策机构中却有省、市、县（区）三级领导参加。这意味着重要事项实际上由省级层面拍板。陈耀认为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决策效率，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不少制度性摩擦。黄洁进一步解释，省级层面和市县相比站位更高，更着眼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对下协调能力更强，因而更容易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所长王建平特别提醒，高配决策层对川渝合作有重要意义。 “川渝行政级别不对等，重庆一个县都是厅级。 ”王建平认为行政级别不对等，意味着事权不对等。 “大家共同商量一件事，有些东西你不能拍板，人家却可以，那就很难合作。 ”骆玲认为高配决策层有助于实现事权一致化，为共商共治共管奠定重要基础。

四川日报|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 川渝可向先行者学什么( 三 )

四川日报|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川渝可向先行者学什么(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