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课堂■唐宣宗与唐武宗反其道而行之，大唐风云：在宗教上( 二 )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

唐宣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同样想解决宦官专权的问题。鉴于“甘露之变”的教训，他处理时极为谨慎，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 ”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朕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祸，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
他又召宰相令狐绹商议。令狐绹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然令狐绹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实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实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他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
除此之外，唐宣宗在位期间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提，那就是河湟的收复。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唐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唐宪宗李纯，虽然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造成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唐宣宗李忱，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原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关等“三州七关” ，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即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张义潮率军归唐。沙州本是吐蕃控制的地方，张义潮趁吐蕃发生动乱之际，起兵抗击吐蕃，唐人都积极响应，队伍很快壮大，吐蕃守将惊惶逃遁。张义潮率军投奔唐朝。朝廷令张义潮军驻留沙州，并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十月，张义潮出兵河湟之地，很快平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今甘肃、青海交界一带）。然后派兄弟张义泽赴京，献上包括沙州在内的十一州地形图籍，从此，河湟失地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唐朝诗人杜牧作诗称赞宣宗收复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人崔铉作诗：“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遇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靠唐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唐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多多少少有上天馈赠的意思。
极富传奇色彩的唐宣宗，让业已衰落的大唐王朝见到了中兴的曙光，虽然无法达到太平盛世，但起码让百姓看到了过太平日子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宣宗皇帝又走上了他的先辈爱妤丹药的老路。尽管如此，但在“大中之治”落下帷幕之后，历史仍然给予唐宣宗李忱很高的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评论的：“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