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宋神宗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在他死后，反对者们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彻底推翻了新法，让王安石和宋神宗十多年的苦心付之东流。又过了八年，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上。国家的政策方向来回摆荡，形成了旧党和新党两大势力集团互相倾轧攻击的局面。宋哲宗早逝后，神宗的另一个儿子宋徽宗即位，他虽然打着“绍述神考”的名义推行新法，但此时的新法已经变味了。在党争激烈的背景下，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被压制，油滑机巧、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员反倒容易出头。神宗、哲宗两朝积累下来的财富，被皇帝和大臣当成享乐挥霍的资本，北宋王朝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却一步步走向亡国的深渊。
回顾这段历史，在扼腕叹息之余，也会有一个疑惑。如果宋神宗多活二十年，是不是就能完成改革，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让这套新法体系可以继续运转下去呢？或许有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宋神宗如果一切顺风顺水，对内推进新法、对外兼并西夏，甚至打败辽国夺回幽云，到了晚年，功业盖世、志得意满，身边又都是唯唯诺诺的小臣。那就像历史上的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一样，他能克制住心中的骄奢和贪欲吗？当他过世之后，儿孙能够继承他的遗志吗？会不会还是像宋徽宗那样，流连声色、不惜民力，最终导致亡国呢？
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是王安石变法最终会失败的根本原因。想要打破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就必须依靠一个伟大而又崇高的理想来进行变革，才能打动皇帝，将理想付诸实践。然而在君权体制下，王道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和权力才能实现——没有皇权的支持则寸步难行。可是，皇权本身就是极度脆弱而不稳定的。皇帝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有种种缺陷，哪怕是宋神宗这样优秀的君王，也存在不擅于举重若轻、抗压能力不足的性格弱点。更何况，依靠血缘关系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谁都无法保证继承者的政治素养，一不小心，皇位就会传给一个适合当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的人。
王道需要王权来作为载体，而王权却不一定能承载得起高大上的王道理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尝试。而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下，处处掣肘，却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成了皇权制度下一个虽然不够好，但也不太坏的选择。王安石变法最终无法突破这个两难的困局，因此也免不了失败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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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历史追忆与叙事，都极度美化宋仁宗朝
▍“探路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
王安石的变法终究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皇权制度的束缚和一时的成败，就彻底否定这次改革。“失败者”王安石，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大历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为千年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因此，我们不能只把他放在“宋代”的历史纠结当中，而是应该拉长时空维度，看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哪些后续影响，蹚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石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树了一个靶子，扎了一个根子，埋了一颗种子。
首先，“变法”二字，在经历了北宋晚期的党争和南宋的反思之后，成为一个被批评反对的靶子。有了王安石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几代王朝都把“祖宗家法”当成了不可违背的规矩。“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成为老成谋国的主流共识，而各种改革、新政则被看作轻浮躁进，弊大于利，推行的阻力很大。
客观地说，在皇权政治的格局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变革虽然是打破利益垄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但难度大、风险大、阻力大。如果执行者不够强力，反而会出现“不变还好，一变更糟”的状况。反过来，偏向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于王朝维护自身的稳定，建立大一统的秩序，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保守的弊病也很明显：一方面，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利益格局严重固化失衡的情形下，消极对待社会底层的变革诉求，是很危险的。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晚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深，最后民怨爆发、推翻固有秩序，使历史在治乱循环的泥潭里艰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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